✪ 修远基金会

【导读】

最近央视播出的足球反腐纪录片，再次引爆舆论。足球腐败，已成为每个中国球迷心中的痛。

痛心之余，也有必要思考：下一步，中国足球如何破局、走上正途？足球发展是一项庞大社会工程。

只有把足球改革放在社会功能层面思考和设计，才能真正为足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本文指出，中国足球面临的困境与机遇，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息息相关。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形态、城乡结构、人口结构乃至社会意识变动，一方面为足球创造旺盛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没能为足球发展提供充分的资源供给。

文章强调，中国足球要想发展，必须把足球发展和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足球发展破局的关键，就在于以培育壮大足球强国的社会与人口基础为引领，探索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资源的新方式，撬动以县域足球、社区足球、职工足球、青少年足球等为代表的社会足球的全方面发展。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原题为《嵌在社会中：中国“社会足球”发展战略报告》。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嵌在社会中：

中国“社会足球”发展战略报告

足球不仅是一项世界运动，也是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镜像。现代足球的发展衍生自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它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同频共振，与运动精神、民族情感以及国家认同高度关联。围绕着足球运动，各足球强国形成了包括赛事体系、俱乐部体系、基础设施、人才培养、足球文化等要素在内的多元制度与文化体系，并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与融合发展。

现代足球在中国的发展，是足球运动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在当代中国，足球问题的内涵早已超出运动本身，而与国家治理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社会转型以及高质量发展相互融合。过去一段时间，社会各界对我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关注度较高，社会足球并未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认同。但就世界主要足球强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职业足球仅仅是足球“金字塔”的塔尖，只有通过不断夯实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培育并壮大足球人口，孵化并推广足球文化，才能更好地构筑足球发展的“金字塔体系”。因此，中国足球发展破局的关键在于不断夯实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通过社会足球的发展与繁荣，为足球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建立社会足球与职业足球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足球生态体系。在这里，我们所倡导的社会足球，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基础，与培育、壮大足球人口息息相关的非职业性、业余性足球活动，它包括但不局限于县域足球、职工足球、社区足球、校园足球等类型。

理解中国足球问题，必须深入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足球问题，也必须从中国社会中寻找答案。

▍社会转型与中国足球发展的问题意识

世界主要足球强国的经验表明，只有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足球才能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基于这一规律，中国足球问题乃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足球发展与社会形态、城乡结构、人口结构乃至社会意识相互激荡、相互调适的集中反映。

（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足球发展

城市化进程与足球资源供给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且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2022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65.22%，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6.37万平方公里。但是，我国居民体育锻炼场地不足，特别是足球运动场地不足的问题仍十分突出。首先，全国足球场地分布不均衡。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22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全国足球场地13.59万个。其中，十一人制足球场地占比22.96%，五人制足球场地占比45.18%，十一人制场地占比较低。在地域分布上，2022年四川拥有足球场地6912片，每万人拥有场地0.8228片；同期上海拥有足球场地2111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0.8526片。总体来看，东西部人均场地数量趋近，但是人均场地总量、场地综合利用率、区域内发展程度不同城市的场地分布情况等与足球强国还有较大差距。其次，足球等体育运动场地与城市居住用地配比失衡。原有土地财政模式之下，城市用地供应紧张且地价昂贵，足球场地增量需求在土地资源利益配置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导致足球场地布局与城市居住用地布局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塞维利亚比赛前瞻。据初步统计，居住区5公里范围内拥有标准足球场且对外开放的城市居民比例仅为25.6%。足球基础设施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日常运动需求。最后，“三地融合”等推动体育用地合理化布局的举措被长期“悬置”。“三地融合”指充分利用郊野公园、城市公园、公共绿地及城市空置场所建设体育设施的举措，它借鉴了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六英亩标准》（The Six Acre Standard），旨在更加合理地配置城市居住用地与体育用地资源。但是，“三地融合”仍存在体育行政、城市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整合难题，地方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与“三地融合”目标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单位制解体与足球组织发展的新挑战。改革开放之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我国采取的是以提升劳动人民身体基本素质为目标的“人民体育”或者“单位制”体育发展模式。此种模式的特征是生产活动、生产性组织与体育紧密结合，在农村依托人民公社，在城市依托工厂和单位，将体育竞赛与劳动竞赛有机结合。在单位制之下，我国工矿企业以及职工足球发展活力高涨。据统计年鉴，改革开放初期的1988年，全国有62个城市的19907个基层单位建立了44878个职工足球队，全年进行了177612场比赛，共有2077624名运动员参赛。

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大规模城市建设、工矿改制、市场化改革等综合因素影响，原有的单位制体系逐渐解体，城市人口、工会机构的组织性面临深刻挑战。2022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65%，但仅有40%左右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另有3.7亿左右的流动人口。他们具有高流动性、低保障性等特征，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较大。城市化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陌生人社会的疏离感、孤独感和不稳定性。过去基于单位制形成的体育组织，日益不适应新的城市社会结构，无法有效满足广大城市居民，尤其是新一代居民的组织需求、情感需要，体育凝聚社群、增进认同的社会性功能进一步减弱。

在大量人口溢出单位体制之后，个体与单位的联系减弱，居住地对个体的影响逐渐增加。但是，社区体育特别是社区足球发展的滞后性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运动发展与情感联系需要。2022年，全国共有11.8万个社区居委会以及48.9万个村委会。但是，全国体育领域社会组织仅有60176个。我国归属社区居委会管理的体育场地设施占体育场地设施总面积的11.17%，城镇人口享有的人均居住区附近的体育场地面积仅为0.42平方米。现有条件下，社区以及社区体育组织难以承接体育发展以及足球发展的现实需求，进一步阻碍了体育社会团结功能的发挥。

人口结构、居民健康状况对足球发展需求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8.7%，14岁以下儿童占比17.5%。2022年，全国新生儿数量为956万，创1971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并存，使得家长对青少年子女的培养问题日益焦虑，加剧教育“内卷化”趋势。适龄儿童被迫参与教育资源的争夺，在校青少年学习时间过长、学业负担过重、学校的严格管理导致学生无暇参与足球等体育活动，家长对子女从事体育相关职业特别是足球相关职业的意愿处于低迷状态，使得足球青少年后备人才与青少年总人口比例严重失调。不过，少数民族青少年人口为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高于汉族，尽管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总和生育率也存在下降趋势，但是维吾尔族以及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一直居于全国前列。近年来，优秀少数民族球员的大量涌现，足球在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获得了长足发展，新疆地区家长对子女从事足球相关职业认同度较高，它为探索少子化时代的足球发展提供了边疆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受制于劳动形式以及生活理念，用于休闲运动的时间不足，严重制约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2017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年平均休闲时间分别为1407小时和1441小时，与德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2190小时、2050小时和1900小时的平均水平差距较大。与此同时，运动健身时间在休闲时间中的占比较低，体育的时间竞争力不足也是制约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国民休闲发展报告(2019)》显示，文化类和体育健身类比重之和仅占20%左右。202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7.78%，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为30.63%。体育运动的大众参与频次和强度有限，体育以及足球在引领健康生活方式上的作用发挥不够。

（二）中国足球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足球发展现状与社会预期失衡。过去三十余年，中国足球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举国体制的“单位制”模式与市场体制的“联赛”模式等发展阶段。但是按照发展的实践来看，二者都未能较好地解决中国足球在竞赛水平与社会普及方面的双重收益。前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充分整合与社会要素的广泛参与，足球训练理念相对陈旧；后者过于注重商业利益，金元足球使得足球生态发生变异，足球的社会基础与大众形象遭到剥蚀。受职业足球领域的封闭、中国足球过往名气不佳、大众信誉度有限等因素的影响，普通民众对中国足球的认知仍局限于重大赛事、竞技成绩等方面，对社会足球的关注度偏低。同时，地方政府缺少开展足球活动的抓手和资源，对于足球的支持多流于表面，无法真正发挥资源支持与发展兜底作用。面对城市化发展、单位制解体、居民健康水平需要对足球发展提出的新问题，现有的足球发展模式无法有效进行回应。足球在巩固国家认同、社会团结，推动个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仍存在关键性短板。中国足球发展亟须面向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进行深刻调整与积极应对。

优质足球发展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衡。根据足球文化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社会足球发展调研报告》，第一，当前足球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制约社会足球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超过7成的受访者认为，无论是社区、校园还是足球公益组织都需要在足球基础设施完善方面提供更多支持。第二，各类各级足球队建设不足。特别是社会业余足球队数量较少，标准足球场覆盖率、足球赛事参与率与足球队保有率均处于较低水平。第三，业余足球赛事活动匮乏且不成体系。业余足球赛事以区域、行业自发组织为主，相互之间缺少互动连接，未形成跨区域、跨行业的赛事体系，未与职业赛事形成有效衔接；业余足球赛事需求量大，但缺少组织和体系性规划。第四，足球培训体系有待完善。校园足球培训在人员、内容、频次等方面均有较大提升空间。社会层面足球培训以商业机构为主，社区和公益性足球组织作用有限。商业机构的足球培训面临政策变动大、运营成本高、政府支持力度薄弱等问题。第五，优质足球文化缺位。大众对足球活动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普通民众对国内足球、社会足球的关注度较低。足球领域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文化IP，各级各类足球运动组织以及媒体对中国足球故事的发掘与讲述不足。

职业足球与社会足球发展失衡。20世纪90年代，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正式启动，甲 A 联赛一度火爆异常；2002 年，中国国家队入围日韩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短暂辉煌让国人倍感振奋。但自此之后，中国足球发展逐渐滑落低谷，从职业赛场的乱象频发，到金元足球的虚假繁荣，足球呈现了与其发展期待不相匹配的尴尬境地。但是，与职业足球长期占据足球舆论视野相比，社会各界对足球人口以及足球社会基础的关注度隐而不彰。广大球迷以及社会资源主要关注处于金字塔尖的职业联赛和俱乐部，对处于金字塔底层的社会足球、足球文化等纵深议题关注度不足。在世界主要足球强国的足球人口密度7%～8%的背景下，我国足球人口密度更是不足1.5%。职业足球与社会足球在舆论关注、社会资源投入等方面的失衡，也成为限制足球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足球发展类型与现状

县域足球存在海量的社会资源缺口。当前，县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10%，县域足球的发展在社会足球发展的全局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20年以来，在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之下，全国县域社会足球赛事活动稳步发展。2021年，县域社会足球赛事覆盖全国27个省（区、市），321个县域。2022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县域社会足球系列活动实际覆盖中西部394个县域，共举办1.6万场赛事，直接参与人数近10万人。县域足球取得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与扩大足球人口基数、夯实足球发展社会基础的目标相比，县域足球仍存在如下问题：足球运动在广大县域发展缓慢，县域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县域地区优质足球资源缺失，县域足球发展长期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社会资源对县域足球的关注度不高，县域赛事体系对县域足球发展的引领力度有限；县域足球缺乏高效率的组织基础，缺乏稳定的资源投入与回报机制。

职工足球亟须激活组织基础。职工足球在我国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后，依托于厂矿、企事业以及机关等单位的工会组织，职工体育以及职工足球掀起发展高潮，构成了新中国“人民体育”与“人民足球”发展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个体与组织溢出原有的厂矿与企事业单位，单位制背景下的体育队、足球队面临组织困境。近年来中国职工足球联赛的举办为职工足球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创建5年来，联赛平均每年吸引超过1500支球队、逾3.5万名职工参与，平均每年举行7200场比赛，赛事覆盖27个行业、70座城市。但是，职工足球发展仍存在以下瓶颈：职工球队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参与不足，现有职工足球组织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职工足球发展的引领和服务能力不足；大量有足球运动意愿的企业职工以及农民工处于无组织状态或被排除在各级各类足球运动组织之外，限制了职工足球人口基数的增长与职工足球的健康发展；尚未建立起以行业、地域为基础，以全国性职工联赛为塔尖的职工足球赛事体系，各级各类职工赛事仍处于自发组织状态；社会资源对职工赛事的投入不足，社会关注度不高。

社区足球与校园足球尚需融合发展。社区足球是足球强国推动足球发展的重要形式，包括英国、阿根廷等国都建立起以社区为基础的足球发展体系。目前，我国社区足球发展仍局限在一些东部发达城市。回龙观足球超级联赛（以下简称“回超”）是我国社区足球发展的样本，社区足球联赛举办以来，“回超”为社区居民以及流动人口克服陌生化环境，建立社区情感基础提供了重要纽带。但近年来，“回超”也遇到专业管理人才缺乏，组织者与参与者投入时间精力不足，新生力量与青少年球员参与意愿降低等一系列问题。纵观社区足球发展全局，其存在如下短板：社区足球总体发展水平薄弱，优势力量主要集中在北京、深圳、上海等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社区足球仍处于萌芽状态；社区足球社会组织发育水平低下，难以满足社区居民足球发展意愿；社区足球场地等运动设施发展滞后，限制足球人口的持续扩展；社区足球发展具有巨大的教练员、裁判员、球队管理人员缺口；社区足球缺乏成熟的赛事体系，与校园足球、县域足球等社会足球类型缺乏有效连接。

自2009年以来，校园足球蓬勃开展，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校园足球以重点城市发展、构建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体系为主要举措，推动校园足球定点学校发展；第二阶段，推广足球特色学校设置，到2019年底，全国已认定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超过2.7万所。但是，受制于教育内卷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体育主管部门与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机构职能差异，校园足球面临场地不足、学生训练时间不足、基层教练员不足、赛事体系不健全等突出问题。有论者提出，校园足球发展水平不高，将使得青少年足球人口严重萎缩，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薄弱，全国的足球人口呈直线下滑之势。

▍世界主要足球强国及其社会基础

当今世界，社会足球日益成为足球发展的主要潮流。无论是欧洲、南美还是东亚，吸纳社会力量推广和发展足球，处理好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已成为足球发展的不二法门。为此，我们有必要梳理世界主要足球强国社会足球的发展现状。

（一）英国、德国等老牌足球强国社会足球发展经验

在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国，足球俱乐部与所在社区有着密切联系，俱乐部通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为社区提供了高质量和创造性的社会足球公益活动，既加深了足球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又为俱乐部足球的发展培育了土壤。英式足球长期被认为是一个“大众游戏”。几乎所有的英国足球俱乐部都设立了社区足球基金会（Community Sports Trust），将优势足球资源向社区倾斜。各足球俱乐部成立专门的足球学院，专门负责青少年足球训练，构建起以多层级俱乐部为基础的足球青训“金字塔”体系。

作为老牌足球强国，德国也在根据足球发展的实践环境，不断调整发展策略。1998年，德国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失利之后，开始对足球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认为德国足球衰败的根源在于天才球员培养的失败，在于未能充分挖掘青少年足球发展与培养方面的潜力。为此，德国近年来采取多项举措：制订“天才球员发展计划”，广泛培养本土青少年球员。为此，德国足协建立超过300个足球基地，形成覆盖全国的培训网络，为8～14岁青少年提供训练。建立青训培养质量监测与认证体系，增强青少年球员培育的稳定性，在基数庞大的足球人口基础上，迅速构立起德国足球的青年军。

（二）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足球强国社会足球发展经验

巴西是名副其实的“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国家队是迄今唯一一支从未缺席世界杯的球队。据测算，巴西拥有超级球迷超1亿人，每周至少踢一场球赛的业余球员超1000万人，登记在册的业余球队超20万个。近30年来，巴西足球进一步与社会基础相融合，实现职业足球与业余足球的深度互动。巴西先后推行的“济科法”与“贝利法”不断释放社会参与足球发展的活力，规范俱乐部体制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推动职业足球健康发展；赛事体系立体多元，区域性联赛与全国性联赛交替进行，为足球新秀提供广阔的竞技平台，立体化联赛也为基层俱乐部提供广阔发展空间；构建贯通学校、足球学校、足球俱乐部的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梯队，不断吸纳优秀青少年球员；巴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足球文化，为业余球员、职业球员及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提供有黏性且可持续的文化氛围。

阿根廷足球也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20世纪初，足球运动在阿根廷是精英阶层的游戏，它是欧洲殖民文化在南美的镜像。不过，在大众媒介的推广之下，足球在阿根廷迅速普及。当前，足球在阿根廷70岁以下人口中的普及率高达98%，常年参加各类竞赛的职业与业余球员有40万之众。反观阿根廷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有以下经验值得思考。足球运动在阿根廷成功且迅速与文化基础相融合。阿根廷足球强调以“以艺术的方式发挥身体特定的社会用途”，展现其独特的“克里奥尔特性”以及“高乔特性”。足球运动成为克服社会分层的重要方式。一方面足球运动是超越阶层的全民狂欢，另一方面草根球员大量涌现，为青少年球员的成长成才提供指引。

（三）日本、越南等新兴足球强国社会足球发展经验

日本的足球运动发端于明治时期,先后经历“军国主义”时代、“精英足球”时代以及“职业足球”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通过颁布《提升体育教育和基础体育法》，大力推进社区足球俱乐部建设，并逐步建立与社区俱乐部相匹配的赛事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百年足球计划》，综合利用政府规划与社会资源，逐渐成为世界足坛劲旅和亚洲足坛霸主。总结日本足球的发展经验，可获得如下启示：重视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在校园足球与社区足球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将校园足球发展与社区足球深度融合。2013年日本足协设置强制性规定，要求在足协注册的社区俱乐部必须与辖区内的学校俱乐部保持紧密联系。重视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比如将设置青训梯队作为职业俱乐部联赛准入的必要条件，推进“日本足协精英项目”开展，吸纳有发展潜力的青少年接受专业系统训练。撬动更多社会资源投入足球发展，引导优势资源向基层倾斜。以社区足球为例，其资金来源既有政府出资，还有民间赞助以及体育彩票的部分销售收入。此外，日本足球强制具有优势资源的职业俱乐部深入社区。

越南于2013年正式执行《2020年足球发展规划和2030年远景》。十年来，越南在青训体系建设、青少年竞赛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国家青训中心指导全国青训，明确年度青少年球员受训数量；建立从U11到U21的七级青少年竞赛体系，注重培养本土足球新秀；建立以基层足球队为基础的足球人才选拔机制，实现不同层级青少年球员培养与选拔的贯通。

▍人民足球、社会足球、大众足球协调发展

作为一项世界运动，足球的社会学意义首先在于推动个人的全方面发展，旨在将个体生命变为“社会人”。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促成基于足球的社会团结，不同个体通过足球运动得以进行有机连接，形成个体与社群、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足球与社区、农村、校园、企业等社会体的联系又进一步生发出多元的社会体系，形成基于足球的社会资源生产与分配方式，构成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足球及其竞技特征在赛场的展现可成为凝聚认同、增进共识的有机载体。在国际赛场上，足球可以有效推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从而将竞技性、人民性、政治性高度统一。人民足球旨在强调足球的政治性，通过足球强国及其社会基础建设，以足球的人民性凸显国家属性，增进国家认同。社会足球旨在强调足球的社会属性，通过足球及其社会基础，推动社区、农村、校园、企业的组织重塑，推动基于足球的社会团结，不断增强社群与社会的凝聚力。大众足球旨在强调足球的文化属性，使足球真正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为个体全方面发展提供文化涵养和物质、精神力量。从本质上来讲，新时代人民足球、社会足球与大众足球的协调发展，是推动足球中国化、大众化与时代化的关键抉择。在此背景下，我们仍需对足球的政治性、社会性与文化性进行深入研究，推动对足球价值体系、足球生态体系与足球社会体系的不断探索。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指出，足球发展要将着眼长远与夯实基础相结合，“夯实足球发展的人口基础、设施基础、管理基础、文化基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足球发展破局的关键，在于以培育壮大足球强国的社会与人口基础为引领，探索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资源的新方式，撬动以县域足球、社区足球、职工足球、青少年足球等为代表的社会足球的全方面发展。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充实并强化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为代表的足球社会组织在社会足球发展过程中的枢纽型、协调性作用；要涵养足球土壤，营造足球文化氛围，为社会足球发展提供优良环境，并为其持续发展提供途径和帮助；还应进一步提升足球发展的社会共情与大众认同，赋予足球的政治性、社会性与文化性以更丰富的内涵。

注释：

* 2023年7月4日，足球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足球与中国社会——中国社会足球发展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对本报告进行发布并听取意见。本报告的写作先后得到王战和、曹卫东、王军、易剑东、张路、刘劲松、杨中旭等专家学者的帮助，在此表示谢忱。2022年4月，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北京体育大学、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三方合作成立足球文化研究中心，旨在推动对足球发展、足球文化领域战略性、基础性与前瞻性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足球文化研究中心由修远基金会负责日常管理。本文为足球文化中心2022~2023年度研究成果之一。